由于一直未能查询到摩根斯坦利的原始文本，我们不知道原始文本是如何描述的，也没有发现这个中文版本的始作俑者，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相互转载的。因而我们也就无法确认有多少人真正读过那个完整的准确的文本。然而，这似乎又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中国传媒业正常的利润回报周期来说，稍有常识的业内人士都不难判断，“8年收回投资”似乎太漫长了——让我们看一看传媒投资领域的现实，传媒与资本的姻缘有几家能维持到8年！且不说政策风险，谁又能预估8年的市场风险呢？即使放眼传媒业之外，在中国投资，哪一个行业的投资回报要等到遥不可及的8年之后呢？然而，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实是，在1999年以后，摩根斯坦利的这个“节本”曾经被许多中国人奉为说服资本投资传媒的“圭臬”。

　　“我们已经不再使用摩根斯坦利的那份报告来支撑自己的投资愿望了，在中国传媒业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感觉有些单薄或者说不切实际。”一位曾经投资期刊败走麦城的投资人士如此评价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投资报告。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向记者表示：“按照我们公司2001年的统计，整个年度可以统计的流入传媒行业的资金总额应该在2亿左右，其中投资期刊的数量达到500家。但据我自己掌握的情况，应该比这个投资量高数倍，估计在8亿以上。”当记者希望她能谈一谈具体的投资项目时，这位女士婉言谢绝。

　　“传媒业整体的赢利能力不强，长期处于资金饥渴状态，很多媒体特别是期刊都有投资方在背后支持。现实的情况是，投资方希望能尽快收回投资甚至找到二传手嫁接投资风险，期刊社希望能多套些投资方的资金，大家的合作往往貌合神离。”

　　2001年对于传媒业而言是新经济之后的又一场春梦，当互联网被纳斯达克无情地摘下新经济面纱后，资本开始另寻出路。一种戏谑的说法是：“2000年的北京十个饭桌上九个在谈互联网，2001年的北京十个饭桌上九个在谈传媒，只不过话题更丰富，除了投融资外，还有更多人刚从豪华写字楼搬回四合小院里，从网络回归到传统媒体。”对于2001年的传媒投资热情，一位证券商朋友记忆犹新：“从2000年10月左右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几乎一周一次论坛、会议或研修，特别是很多同行都参加研修班学习传媒投资，我记得最多的一次多达五十余人，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二十人左右是证券公司的经理与主管。每次有重要论坛可以取经时，我们比记者还热情，全都坐在会场第一排。”

　　在这些活动中，99%已被人遗忘，惟一有必要提及的是2001年5月13日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周的世界新经济论坛的“互联网、传统媒体与资本市场”主题圆桌讨论。到会嘉宾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传媒重量级人物：维亚康姆中国总裁李亦非、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和易凯网络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新浪网CEO王志东等，其中不仅有国际传媒公司管理层、有风险投资商、新经济大腕，还有国内著名的学者和传媒实务运作者，所有人都奔着日渐升温的传媒产业而来的。

　　这一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传媒行业的“暴利特征”。

　　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产业可能是中国最后一块暴利行业。这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中国的传媒产业过去不被承认具有产业性质，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性质才开始被正式地认定下来。中国的传媒产业真正进行产业化运作，不过是五、六年时间。因此，传媒产业市场开发空间很宽广，回报率将会很大；二是从整个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知识经济，是最具有成长性的一个产业部门，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传媒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具有相当的成长性。

　　他同时强调，我国媒体产业正处在一个需要规模化发展的阶段。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对于传媒产业来说，是一种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不产出的投入产出效应。如果投资不够一定规模的话，就不可能产出相应的市场回报。

　　李亦非女士则认为，中国正在走着美国八十年代走过的路程。当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需求实现以后，下一步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享受的需求。物质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形成新的需求。传媒就包括提供信息、杂志，提供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媒体内容。中国传媒业将随着中国经济一起腾飞。

　　会议过程中，专家举出两组数据：一是美国在线每年收入400亿美元，维亚康姆每年收入70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媒体中央电视台2000年的广告收入是50亿元人民币；二是从1998年起，国内传媒业利税总额就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支柱产业。2000年全国广告营业收入约800亿元。

显然，与国外传媒相比，中国传媒的差距非常明显。但是，这同样说明中国的传媒行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商机。当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传媒业重新刺激了风险资金的神经末梢。

　　从2000年到2001年，北京的报摊被各种报刊挤得满满当当，新报频频创刊。2000年3月，《青年时讯》、《青年体育》相继问世，10月《北京娱乐信报》创刊，两个月后，《劳动午报》面市。2001年1月，《21世纪经济报道》异军突起，4月《经济观察报》获得山东三联的资金支持抢攻财经界。5月份，早已被炒热的《京华时报》终于揭开了面纱，这期间还有《北京新报》、《华夏时报》等一系列报纸改头换面后登陆北京。据研究机构发表的数字显示，2001年至少有200家以上的报纸在“分割”北京报业市场，这个数字比素有报业之都“密不透风”之称的香港还要高出3倍之多。

　　比起新报纷纷问世的表面文章，很多人更关心的是资本市场对传媒业的介入。《京华时报》的创刊，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不是它的《人民日报》的背景，而是北大青鸟斥巨资5000万元参股其中。而新财经类报纸《经济观察报》的背后是入主郑百文而名声大噪的山东三联集团。为这张财经类周报，三联集团计划在3年之内投入8000万元。

　　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陈小川在“E-TALKING新经济论坛”上透露，在中国传媒界，虽然很多时候无法确切地计算赢利情况，但一个中等经营状况的媒体，其赢利率一般在20%到25%之间。更吸引投资者的是《华商报》、《中国经营报》都创造过广告年收入增幅超过300%的奇迹。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高校都争相开办新闻传播学院，2001年4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成立，5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形成鼎足之势，以至于中国新闻教育协会会长何梓华对此流露出“人才供过于求”的担心。

　　2001年到2002年传媒业的“火爆”事实为传媒业数年来连续在“十大暴利行业”上金榜题名奠定了基石，虽然很多业外人士并不清楚其间获利的到底是资本还是传媒本身，抑或两者都不是。